香薰

　　 如果將壞人的標簽與老人群體進行重疊或者互相置換，就有可能對老人群體污名化，對大多數不做壞事的老人並不公平。
　　 本版主持：李鴻文
　　 老人跳廣場舞引發爭議，但輿論聚焦的老人群體，忽然變成一群有著這樣那樣問題的人。過去我們曾說問題兒童、問題少年，如今似乎問題老人出現了。甚至有媒體這樣表述：“不是老人變壞了，而是壞人變老了”。
　　 代際衝突只是表象
　　 康拉德·芬克在《衝擊力：新聞評論寫作教程》中提到，評論撰稿人熱衷於衝突而不是和解，因此容易感染壞消息綜合徵。不過，康拉德·芬克只說對了一半，熱衷於衝突的不僅只是時評人，在有關廣場舞報道中，採訪的記者也熱衷於將報道設置在衝突情境中。
　　 搜索近期的新聞，有北京昌平56歲的施某拿出雙筒獵槍朝天鳴槍，還放出3只藏獒衝散跳舞人群，有武漢中央嘉園小區住戶從住宅樓上向大媽們潑糞。有成都一小區內樓上住戶向跳舞人群扔水彈，有蘇州某小區業主打傷跳舞者……一時之間，大江南北，長城內外，因廣場舞引發的衝突層出不窮，並呈現不斷升級之勢。
　　 一方面，廣場舞高分貝音響載歌載舞，驚擾居民，干擾了居民免受噪音困擾的權利；另一方面，廣場舞大媽遭受包括鳴槍、放藏獒、潑糞、扔沙子、扔老鼠、水槍飆水的襲擊，影響了她們的健身權。這兩種私人權益之爭被放置在公共生活的背景，爭議的主體就由業主與老人悄然轉換成年輕人與老人的代際衝突。
　　 一旦成為代際衝突，輿論就很難做到客觀、平衡。話語權掌握在年輕一代手裡，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，代際衝突語境中的老人形象或多或少都有“為老不尊”的意味。於是，我們在報道中見到老人在小區車庫貼“鍛煉重地請勿停車”的霸氣，見到“年輕人為何不能早點起床”的蠻橫……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媒體拍攝的武漢大媽，圖片中大媽的穿著還像20多年前的風格，而臉上的表情卻顯得格外猙獰——通過一位老人生氣時的扭曲表情，來泛指或代指老人群體的整體形象，這樣的報道愈是有“衝擊力”，就愈是濫用了話語權，儘管濫用得相當技巧，但還是對一個群體構成隱形傷害。
　　 話語權的不平等還表現在民意議程的操縱上。南方某都市報在新浪微博發起“你贊成廣場舞嗎？”的投票，說截止某時某刻，2800位參與者中，僅13%的人選擇了“贊成”，83.2%的人選擇了“反對”，認為噪音太大，嚴重影響周邊住戶生活。試問，有多少老人上網，有多少老人會上微博？通過平臺、渠道或技術門檻，將直接利益相關的老人群體排斥在參與議程之外，這樣的調查雖然真實，卻是片面的真實。
　　 看似“無解”的社會議題
　　 但是，遍地開花的廣場舞伴隨而生的噪音擾民也是不爭事實，指出話語權的不平衡，並不是否認廣場舞衝突中擾民、侵權問題，而是希望通過對稱與平衡的公共討論，挖掘權益之爭背後的權利缺失。
　　 權益之爭首先涉及法律界定。這方面廣州率先而行，該市擬修改《廣州市公園條例》對公園實行噪音“四限”：限音量、限時段、限區域及限設備。違反有關規定並拒不改正的，將處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。但該條例的操作性受到媒體質疑，按照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第五十八條規定，製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，處警告；警告後不改正的，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。而現實情況卻是，執法過程中警方很少對老人罰款。“處罰法”都不管用，“條例”又有多大的威力呢？
　　 這時，又有媒體引用美國《僑報》一則報道來作為反例，說一支華人舞蹈隊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排舞，由於音樂擾民，遭到附近其他居民的多番投訴，舞蹈隊領隊王大媽甚至被警方銬走。理由是：在公園沒理由地製造噪聲。這個執法反例表現了中美兩國對待權益的文化差異。在美國人看來，老人的健身權固然重要，但作為積極權利的健身權如果衍生出噪音污染，則侵犯了別人享受寧靜、免於被噪音困擾的消極權。與生活中偏重積極權利的國人相反，美國人往往更重視消極權利的保護。
　　 觀察近期廣場舞題材的評論，從權益、代際、立法到道德、文化，幾乎每一個角度都有涉獵，最後發覺衝突“無解”，只好提倡包容與和諧。有一位學者在北京媒體上建議老人們練太極拳，說廣場舞在國人心中難有好名聲，如果是練中國傳統的太極拳，就不可能存在矛盾。這位學者的理論依據是中國傳統文化養生中“虛靜”理念，說太極拳的音樂伴奏溫婉含蓄，就算把音樂放到最大，估計也不會引起那麼大的抵觸。這位學者的建議是善意的，也顯示出了一定的“文化含量”。不過，他迴避了一個事實性的疑問：為何具有悠久光榮傳統的太極拳不能取代方興未艾的廣場舞？一個看似“無解”的社會議題，恰恰說明我們沒有看清衝突型議題背後的本質。
　　 慎將壞人標簽貼在老人群體
　　 在對廣場舞議題的進一步掘進中，鳳凰網做的一個“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”的專題格外引人註目。專題從廣場舞擾民，到摔倒老人訛學生，再到西安一位老人因為女孩不肯為其讓座，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……發出感慨說：一幫文化素質低下、成長過程經歷在沒有任何道德信仰年代的人，正步入可以倚老賣老的階段。而分析這個現象的成因，專題將問題歸結到基礎教育的“狼奶”喂養出叢林式價值觀，以及釋放人性惡的政治運動。
　　 不得不說，這個專題具有一定的歷史縱深感，也很快得到輿論呼應。只要是有關老人做壞事的新聞，網友就會套用這句話。甚至老甲A友誼賽時範志毅與魏群兩名大佬互相對罵，也被媒體說成“不是老人變壞了，而是壞人變老了”。但這句形象、深刻的表述存在邏輯上的風險，壞人與老人是兩個不同內涵與外延的群體，沒有天生的壞人，只有做壞事的人，從概率上講，年輕一代做的壞事並不比媒體集中報道的壞老人做的少，如果將壞人的標簽與老人群體進行重疊或者互相置換，就有可能對老人群體污名化，對大多數不做壞事的老人並不公平。
　　 回到廣場舞之爭，包括那位主張打太極的學者在內，不少論者並沒有理解廣場舞的精髓。老人們之所以熱衷於跳廣場舞，有些是為了健身，豐富退休生活，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想通過這種集體活動，在公共生活中彰顯存在感。名義上的權利、文化、法律、道德、代際之爭，掩蓋了爭議背後老人群體參與體現價值感的渠道和權益上的稀缺。我們的社會正大力解決老無所依的問題，但老人不僅需要物質層面的養老之“依”，還需要精神層面的“老有所由”，即歸屬感、存在感和價值體現感。廣場舞放大的音量，鏗鏘有力的節奏，整齊劃一的集體動作，可能更契合這些剛剛被單位拋離的老人表達尋找“組織”的訴求。
　　 無論老人還是年輕人，人都有向善的驅力。有些時候人們之所以做些破壞公共秩序的“壞事”，很有可能是不知道這事“壞”在哪裡。拿廣場舞來說，現在引發爭議被口誅筆伐，可在不久之前還被當成新生事物被媒體稱贊。我搜索相關的報道，湖北舉行過全國社區廣場舞大賽，山東濱州農民自編廣場舞迎十八大等，有些城市的街道、社區甚至將老人跳廣場舞當成一項群眾文化活動大力提倡。
　　 過去跳廣場舞被當成一項有責任心、榮譽感的公共活動，忽然之間被人神共憤，讓老人們一下子無所適從。有些老人心裡敞亮，另找僻靜的地方跳舞，有些則一下子轉不過這彎子，不知自己錯在哪裡。而掌握話語權的年輕一代又有意無意屏蔽老人的立場、看法，甚至將壞人標簽置換在老人身上，更使老人們憤憤不平。
　　 老人需要關愛、尊重，需要在社會的價值體系中找到存在感和榮譽感。如果多一些讓老人參與公共活動的渠道，多一些體現價值的出口和平臺，廣場舞的衝突不是不可以平和地解決。
　　 鴻文喊話
　　 話頭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7日對李某某等人強姦案作出終審宣判，裁定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宣判結束後，該案審判長李紀紅就社會關註的二審五個焦點問題，回答了新華社記者的提問。應該說這個回應已相當清晰，可微博上一些律師仍然發帖指判決受到“民意”操縱，是司法被“民粹”綁架。
　　 喊話：律師拿人錢財與人消災，為當事人作顯性或隱性辯護是天經地義，即便沒拿錢財，也可在公共論壇上表達觀點。但是，觀點應基於事實，從案件的細節事實轉向子虛烏有的所謂被民意操縱的事實，要麼是為卸責找藉口，要麼是攪渾水。民意表達的有效性要看話語權的大小，李某某案從案發至今，掌握話語權的一方又是“尊重老藝術家”，又是“強姦三陪女損失要小”，後來又從認嫖娼發展到乾脆不認賬，只不過，這部分“民意”沒有被法院採納。法院依法判案，就被說成被“民粹”綁架，看來，這些人眼中的“民意”實質上是“己意”，是獨斷與自決。
　　 話頭：在四川達州“訛人”老太一事餘波未平之時，浙江再度發生“不敢去扶”的新聞。錢江晚報報道，金華市一個八旬老人突然摔倒在非機動車道上，在“扶，不敢；不扶，不忍”的艱難抉擇中，該市市民想出了一個法子：給老人圍出一個“安全島”，撥打120，找來協警，等救護車到了才放心離開。
　　 喊話：“扶，不敢；不扶，不忍”是該報自設的議程，欣賞其中的“不扶，不忍”，對“扶，不敢”持有疑問。即便按該報報道，金華市民也盡到了責任。我更願意報道中所謂的“不敢”，不是因為責任糾紛的認定，而是出於對醫療常識的敬畏。老人摔倒的原因很複雜，如果沒有相關的醫療知識，正確的做法不是馬上扶起老人，而是一邊通知其家人，一邊呼叫醫生來處理。
　　 本版撰文：李鴻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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